关于贫困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思考,跨越贫穷本

今年诺奖将经济学奖颁给了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三位学者,也将贫困问题再次带到世人眼前。《贫穷的本质》作者正是今年的获奖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艾斯特·迪弗洛。他们连续15年对全球贫困问题进行追踪,通过随机控制实验观察后着成此书。书中矫正了一个命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穷人之所以无法迈出贫困陷阱的原因在于无法从外部获得更多支持,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政府的补贴有时候往往是无效的,作者通过田野实验与跨学科分析,对影响贫穷的因素进行归纳,提出结论:穷人无法摆脱贫困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身处多重困境而失去选择自由与耐心、金融服务不健全、教育中存在刻板印象威胁。其结论既是对主流扶贫做法的反思,也对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有借鉴意义。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安格斯迪顿,以表彰其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这也是贫困与不平等问题作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的表现之一。

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大国,长期城乡二元发展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较多。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截至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至1660万人,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2020年脱贫攻坚即将进入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实现,届时城乡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中的生活富裕将成为更重要的指向。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同时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后续脱贫机制应该重视什么,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的真正需求是什么,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一、贫困问题

虽然关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者多有争论,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人道主义情怀的鼓励是公认的事实。长久以来,很多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经济学者与专注福利与贫困的经济学家给我们累积了珍贵的、解决贫困问题和收入差距的研究成果,成为人类文化的宝贵财产。今年的诺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虽然在部分问题上缺乏全面视角,如在提到教育的现金转移支付问题时并没有提到其反效果,即迎合利己主义的激励可能削弱内在激励、互利互惠和其他公民的显着动机。但是其宝贵之处在于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围绕贫穷这一议题所有人应对环境的选择与心理动机,关注人性的变化,也是本书重要的出发点。基于人性的考量,可以成为制度设计的新角度,这样的角度正是落实兼顾公平原则的逻辑起点。

1、以科利尔的研究入手理解贫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高速但非均衡地长时间发展,相伴而来的是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市场化进程的改革推动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均收入实现较快增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从无到有,制度是这些重大成就的保障。但市场化改革是以效率为优先的,其结果是强化机会与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以教育为例,书中认为对于穷人来说,教育投资的本质仍然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对于穷人来说相对吃力的投资部分,需要政策的干预。政府的干预会带来改善,而长效机制的建立仍需要公平的政策支持。书中对18个国家的调查显示,至少有9个国家即使极为贫穷,家庭子女入学率也在80%,印度95%的儿童可以在距离家不到半英里的学校上学。从全球发展中国家来看,教育普及率已大幅提升,教育质量的提升则更加紧迫。如何提升教育的质量,书中作了有益探索,提出生活的稳定感是家长具备长远眼光的基础,而避免教师的精英偏好传导为刻板印象威胁,进而建立公平输出教育资源的学校体系,是一种基于公平的公共政策的选择。长久以来,我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从全面扫盲到优先发展教育,教育改革成就显着,文盲率明显降低,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减少到青壮年全面扫盲,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充足的就业岗位和基础教育的普及也为人们脱离贫困提供了条件。但如何保障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需要作出更多尝试。

        科利尔在《最底层的10亿人》的著作中写到:“尽管战后全球经济空前繁荣,但是全球经济社会中最底层的10亿人却仍难以分享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日益被游离到世界发展行列之外。这些国家长期陷入停顿或衰退状态,至今看不到任何希望。”由此可见,贫困与不平等是相伴而行的,贫困会带来不平等,而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贫困。

实际上,随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出,我们的政策逐渐向关注分配与再分配环节的公平原则倾斜。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分为了三个维度,即物质生活需求、社会生活需求和精神生活需求。公平是一种协调方式,如果不能解决效率主导带来的发展机会不平等和财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将会制约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更多地兼顾公平,可以从两个维度帮助我国脱离贫困陷阱。一个维度是对贫困人口来说,有些影响贫困的因素是可以短期内通过补贴明显改善的。但有些需要通过政策选择来长期改善的,尤其是在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领域,如前文对教育部分的探讨一样,需要对不同的主体进行多层次调整。另一个维度是对脱贫人口而言,其社会网络结构从效率主导转变为情感主导,满足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公共政策需求成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式。要跨越贫困陷阱,公共政策要越来越多地向兼顾公平倾斜。

        科利尔发现,战乱、自然资源陷阱、发展资金极度短缺,以及小国劣政等是制约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或是给其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严峻挑战的因素。第一,战乱。在非洲,那些最贫穷的国家也是战乱最多的国家。同时,在任何社会形态下,贫困本身也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诱因。第二,自然资源陷阱。科利尔认为,除了西亚某些石油输出国,如沙特、科威特外,更多的资源丰富国家从资源中所获的收益仅够维持中等收入的水平,而不会超出这一水平。但是资源在这些贫困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当中却举足轻重。为什么非洲国家会陷入自然资源陷阱?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开发、控制、出口、管理多个环节。第三,发展资金极度短缺。科利尔发现,资本流动不会流向那些最缺乏资本的国家。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治理不当、政策失误的国家,不当的治理和政策失误显然不能促进用于资源开采的资本流入,也缩减了对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企业的私人投资。第四,最贫困国家的劣政陷阱。这里既有穷国自身的问题,如政治制度僵化、法制建设滞后,以及腐败与寻租严重等,也有发达国家的问题,如利用这些缺陷儿从中牟利,或者达到加强控制的目的。

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人,在经历了由外而内的发展之后,由内而外的探索更为重要,也是通往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现阶段更多地兼顾公平,协调各方力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是促成社会积极进步的更好的公共政策选择。

       内陆非洲国家,不仅有着长达40余年经济不发展的历史,而且环境却不断遭到人为的破坏,两种因素共同作用,加速了贫困化的进程,给非洲国家带来的无非是绝对贫困。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格局绝非易事,但若是忽视该问题,它最终也会危及到世界安全。因此,科利尔提出要改变观念这一基本思路。

2、以我国现状入手理解贫困问题

       时至今日,我国西部山区依然存在上述贫困现状,当我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我国每天收入约1美元的贫困人群超过7000万,且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在逐年递减。如果按每天基本生活费在一美元以下为贫困人口的世界银行标准估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有约2.1亿。有些学者估计,中国目前需要帮扶的贫困人口还有1亿左右。从我国当前贫困形势来看,“多、广、深”的贫困现状依然不容乐观。“多”即贫困人口数量多;“广”即贫困区域分布广;“深”即贫困程度依然深。

       导致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它既包含了计划经济时代致贫的因素,亦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因素的影响,还有改革开放数十年里出现的决策失误、政策调整不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历史原因、自然原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家庭与个人原因、失业原因、收入分配有失公平的原因,等等。有关专家认为,“中国式扶贫”有必要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贫困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改革创新,走一条适应新形势的扶贫发展之路。

二、不平等问题

       人的本质是要求生存、自由与发展,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他渴望建立一种人人有生存、温饱、发展之保障的社会。但是,贫困及其导致的社会不平等,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贫困,客观上阻碍着上述崇高目标的实现。“生存”不仅意味着活着;“温饱”不意味着奢华;“发展”不意味着放纵。

1、从不平等问题本身看

        人们首先为了生存与发展结成社会,将个人意志置于公共意志之下,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第一,两极分化加剧。由于经济社会客观上存在着贫富差异,富人通过经济手段可以比较容易地摄取政权,达到进一步有利于富人的结果;第二,社会能够避免非市场原因形成的贫富差异,也无法防止市场条件下形成的贫富差异。若取消市场以消除贫富差距的目标,则可能导致集体贫困与不发展等问题;第三,选举最贤明的立法者,在其领导下建立一个最能够代表公共意志的、无所不能的政府。实践表明不可行。因为贤明的立法者是偶然的产物,且人类政治状态也总是不完善的;第四,道德意识教育使社会在市场条件下能自发地朝着平等方向发展。但在不平等的社会条件下,美德是不可靠的;第五,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不平等”是一种“进步”,进步包含着对抗,因而它同时又是“退步”。文明与不平等相伴而行。

2、从不平等的起源与发展看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论证了人类最初的不平等是源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别,这种自然的不平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为的不平等而加深。人为的原因,第一是“经济发展”,它形成人与人的生产、交换关系,使得自然状态的不平等得以加深,而伴随经济发展产生的私有制和为保护这种所有制产生的法律使不平等趋于固定化。产生的了是富人与穷人。第二是“政治暴力”,由于人类社会关系等原因,便产生了与所有制相适应的法律,由此社会产生了政府,出现了不平等的第二阶段,产生了强者与弱者。不平等的第三阶段由于执政者使合法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而产生。此时达到不平等的顶点,社会产生了主人和奴隶。第三阶段可以逆转,即社会发生变革使政府瓦解,再使之恢复到第二阶段。但即使如此,不平等也难以根除。

       从微观角度而言,个体天赋差异造成了最初的不平等,对私有财产的进一步追求加剧了这一不平等。卢梭认为人类有四种不平等:财产、身份、权势与个人功绩。其中,个人身份是其他不平等的根源,而各种不平等必然归结为财产不平等,人们最终追求的也是财产不平等。因为财产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经济利益。这也是所有不平等产生的根本原因。

3、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看

       卢梭发现:人首先追求满足必不可少的需要;其次,是追求更多的东西;继之而来,是追求逸乐、无边的财富、臣民和奴隶。为了这一切,人片刻也不肯松懈。更奇怪的是,越不是自然的、迫切的需要,欲望反而越强烈。卢梭看到了人类脱离野蛮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后产生的“矛盾”。并指出,人类不改变发展方式,最终会归于毁灭的结果。但是,卢梭无法解决上述矛盾。他建议人类恢复自然状态,但是人类又无法回到自然状态,因为人类社会的各种伟大成就,只有在人类脱离自然状态才能得到这种发展。这是人类社会的最深刻矛盾。

       费稀特也认识到:首先,不平等造成的既定的权势,通常不是毁灭行动者,就是使他们屈服,或被引诱而实际达到屈服状态。其次,人们在不平等社会中往往产生这样的行为与心理,“在他们看来,统治别人比不依附于人更为可贵。他们同意戴上枷锁,为的是反转来能把枷锁套在别人身上。” 再次,“不平等很容易伸展到野心家和懦弱者之间的,因为他们随时都准备着冒风险,准备着依时运的顺逆,或者去统治人,或者去侍奉人。”这是人类在改造社会时陷入的又一个深刻矛盾。由此观之,孔子提倡通过道德教育,补救人性缺陷,无疑是拯救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唯一路径。

三、中国梦与实现路径选择问题

1、从中国梦入手

        孔子“大同梦”的特点是天下为公、道德自律、平等;孔子的“小康梦”的特点是法制、民主、道德约束;曹操的太平梦的特点是政治开明、民风淳朴、国力充实、各阶层相安无争、国民健康长寿;康有为的“大同梦”的特点是民主、人权、福利社会……由此可见,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中国梦都具有一个相同特点,那就是追求社会安定,政治平等、自由,免于剥削、压迫,经济富饶,生活安宁。简言之,就是追求人生幸福。然而,两千多年来,这些美好愿望无一成真,究其原因,就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由于经济的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而政治不平等进一步固化、深化了经济不平等。

        当代的中国梦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解放军报提出,中国梦的自信,是始终同心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笃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要实现中国梦,就要把每个人的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共同体,凝聚13亿中国人力量,由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复兴之路、追梦之旅。

2、从应对该问题的对策入手

        我们主要从解决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以下四点对策入手,讨论对策的可行性与前景。

(1)管理社会与管理人性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个人必需置于某种社会管理制度之下。否则,无序竞争将导致社会生活混乱,最终会弄得社会成员人人贫困。因此,政府组织的主要功能就是管理社会、管理人性,前者主要靠制度、法律,后者还要辅之以教育、教化。客观上讲,管理社会、管理人性的工作是复杂的,任何政府组织不仅不能回避诸多难题,而且还要积极探索适用技术。所以,妥善解决社会问题、人性问题,确实不易。凯恩斯基于对人性理解,提出的政府管理社会的基本原则。他认为,政府应该负起管理人性的责任,但是改造人性是可以依靠教育来进行的。所谓管理人性,就是要求政府既要承认“发财的动机”与“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有价值活动产生的基础,又要使人们的“发财游戏”能够在一定的规则与性质中得以进行。

       历史上,官员们希望建立一个的“民不能欺、民不忍欺、民不敢欺”的政府来统治社会。国民则相反,他们寻求建立一个的“官不能欺、官不忍欺、官不敢欺”的政府来管理社会。历史证明,社会必须以民为本。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公民监督、公共参与——政治保障机制。坚持把政府主持的各类财政活动纳入某种公共过程,即通过公共参与确定政府财政活动的基本取向、具体目标、实施方式并使之经常性地被置于国民的有效监督之下。二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法律约束机制。建立一整套用于指导政府官员决策的制衡与控制制度,即约束、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以便充分发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并提高政府活动绩效的作用。三是按照德才兼备原则选用政府官员——官员道德自律机制。基于个人道德、才干的招聘制度和基于个人能力的晋升制度,建立积极主动和精明强干的工作人员队伍。普遍感到发达国家人民比发展中国家人民幸福,这种幸福感上的差异,其实并不主要是二者之间存在的物质生活差异。而主要是源于发达国家国民能够更方便地推行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保护人权、保障公共健康,以及提高教育水平。

       中国式社会管理需要遵循的以下几个原则:有效社会管理的物质基础;要深刻理解国民性;要强调社会公平;强调坚守道德底线;强调民意不可违。同时,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也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慎谈“创新”;切勿被“倒U曲线”误导;切勿照搬、硬搬历史做法;切勿把统计数据与政治问题挂钩;不能靠想当然指挥政策建设;社会管理更需要依靠专家;不要用“小民主”、“假民主”忽悠百姓;一定要避免社会管理中出现“官绅勾结”问题;应该强调公众人物修身修心。

(2)经济拯救

       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阐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第一、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第二、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成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一般特点如下:经济增长过程要保证资源的可持续性,通过反映环境成本加强厂商的责任;经济增长过程要保证新增的收入大部分回流到劳动者手中,以此保障就业和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技术不仅生产质量更好的产品,而且要增加劳动的附加价值;经济增长归宿点必须落在国民福利上,而不再仅仅被当作一种单纯的生产活动。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循环经济古代农业社会形成的“循环经济模式”应用于现代是可能的。人们应该把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劳动的反向替代上: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对资本、资源、能源的替代程度。因为在循环经济中有以下好处:企业同样得到应该获取的利润;消费者得到应该享受的利益;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和抑止工业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循环利用过程增加了劳动的投入。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各种缺陷,具有不可持续性特点。在该模式之下,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口增长过度,导致环境的承载能力迅速趋于饱和,个人间、家庭间、国家间的经济增长竞争进一步加大了环境压力。由此带来的各种不公平问题加剧,人们过度热衷于消费活动和财富占有,为了短期利益常常忽略长期利益。这既造成当代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也造成代际不公平问题,还造成国际间共同使用的资源分配不公平。换言之,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仅抵消了经济发展成就,而且不断扩大穷人与富人的消费差距。整个社会的物质增加,幸福感下降。强调增长,忽视分配不仅造成社会不平等问题加剧,而且导致在个人可获得产品增长的同时,个人却越加感到不幸福。

       目前,全球范围的不平等状态极其严重。发达国家人民比发展中国家人民幸福,这种幸福感上的差异,不仅是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的物质生活差异,而主要是源于发达国家国民能够更方便地推行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保护人权、保障公共健康,以及提高教育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缓解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难以解决人口对就业的压力,无法解决社会财产、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更无法解决代际公平问题。

(3)道德拯救

       旧式经济增长模式不仅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违背了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即以资源减少为代价实现当前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代际公平”这一社会伦理准则;以掠夺生物栖息地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破坏了“生态物种多样性共存且相互作用”的这一社会伦理准则;对财富的无止境的追求,破坏了“物尽其用”的这一社会伦理准则,而且急剧膨胀的利己主义本身就是对人类基本道德标准的破坏;个人追求更多的财富占有仅仅是为了对别人炫耀。

       在道德拯救方面,最重要是让人们普遍接受有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是适度财富占有观念,二是有限不平等观念。适度财富占有观念的核心内容是尽力满足所有人的基本消费要求;培育理性消费观念;控制消费水平之不合时宜地提高;在满足人类消费增长的同时,不破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其中,培育理性消费观念最重要。有限不平等观念包括:第一,强调私有财产是为了保护个人免受他人剥夺、剥削,私有财产对任何人行使自由权利和对他人负责来说都是必须的。第二,强调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程度必须受到限制,是为了达到人类的总体平等。

       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原则至少应该包括四个有价值的术语:第一、足够。不表示最大,而是一种能够保障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数量限制,包括足够的食物、衣服、住房以及基本的健康和教育。第二、平等。“足够”这一状态为所有人所拥有,即为平等。因此需要在足够的前提下,使财富、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产生的差异受到应有的控制。这是避免大规模的剥夺、贫困和压迫,避免暴政、政治性不宽容、政府干预过度的根本保障。第三、效率。人们应该做到在资源消耗维持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使更多人的生活在足够状态下。第四、可持续性。如果人们普遍坚持具有上述合理内核的伦理原则,人类社会不难制定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只要体现“足够”、“平等”、“效率”精神,就有助于实现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要求达到的各种具体目标。

(4)优化社会收入分配格局

      “社会公平”具有复杂含义,但其在社会发展过程里所能发挥的“功利性”作用,则相对容易理解。“均”不是绝对“平均化”。只有排除不公平的不安定因素,才能使社会处于和谐发展状态。因此,必须对富人阶层、权势阶层片面追求财富而不顾社会公平的行为加以有效遏制。这既有助于防止发生社会财富分配悬殊问题,而其本身也是“社会公平”的内在要求。

       优化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对策要求如下:不断优化市场游戏规则;兼顾增量调节与存量调节。“增量调节”,其政策要点在于积极创造条件让穷人、低收入者增加劳动供给,以实现增加个人收入的目标。“存量调节”,其政策要点在于通过各种激励方式让富人、权贵等自愿地把个人财产奉献出来,以便政府用于实现某些社会目标。两种社会收入调节方式具有相互补偿的作用,存量调整具有雪中送炭功能,而增量调整有助于发挥锦上添花的功能,交替使用之,可以更好更快地实现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优化目标。同时,要处理好富民、课税与国用的关系。通过改革产权制度优化社会收入分配关系。第一,通过私有化、民营化途径,减少国有企业数量。第二,改革私人经济市场准入制度和准入的市场范围,努力通过引入竞争方式衰减行政垄断组织的力量。这样做能最大限度地助于防止垄断势力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收入分配关系,最大限度地保障各相关生产要素能够按照其贡献程度得到相关的收益。在平衡社会财富分配,特别是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土地私有化问题或土地增值部分的合理分配问题等也是值得考虑的。

       在2017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一补”即精准加力补短板,尤其是贫困问题。可见,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解决还在持续推进,这也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人为之奋斗。

本文由澳门新葡亰官网发布于澳门新葡亰总站,转载请注明出处:关于贫困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思考,跨越贫穷本

TAG标签: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